《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易传•系辞传上》）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易传•系辞上传》）
这都是说《周易》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就空间言，范围天地，自人身以至于天地万物乃至于无限广袤的空间，《易》道无所不在；就时间言，通乎昼夜，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变化过程，原始反终，无限循环；就功能言，自人类社会及其周围世界的一切变化，诸如治乱兴衰、死生穷达、立身待物、天文地理、往来屈伸、幽明神鬼等等，尽在《周易》的阴阳消长之中。《易》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此，“《易》之为书也不可远”（《易传•系辞传下》）。《易传》的这种结论，历两千余年而未能改。例如前引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小序》说：
《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房）、焦（赣），入于机祥；再变而为陈（抟）、邵（雍），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地、杨万里，又参政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是说《易》学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自春秋以来，对同一部《周易》，由于神职人员和学者们的社会经历、阶级和学派立场、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以及文化层次的不同，所采取的视角也不同，所形成的结论自然也不相同。于是便有了象数、机祥、义理、史事各派的相互攻驳，其间不乏牵强附会者。自然，攻辩中易学也得到了发展。其二是重申《易传》关于“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观点。《易传》和纪昀的看法固然未便尽当，但它却说明了一件事实：中国几千年的学术以至于大文化，少有离开《易》者。可以说，在中国的古文献中，再没有另一部书超过于《周易》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的热度。《周易》自问世之日起，便成了当时人们处理日常行事以至国家大事的准则。《左传》、《国语》等文献中的例证很多。战国后期，《易传》问世。由于《易传》的探赜发隐，使《周易》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得到了明确。《易传》本非一家一人一时之作，其在发挥《易》义的时候，一方面继承了卜筮的形式，同时又改造了它的内容，表达了对天道规律、人事关系以及鬼神观念的新见解。它以道家的天道自然观为基础，用以说明儒家的政治伦理哲学思想，将儒、道以及其他诸家之间的矛盾，努力地统一于《易》道之中，反映了战国后期一统形势的大背景中传统文化的趋同性。同时也反映了《周易》在儒、道、阴阳、兵、医、方伎诸流派中共同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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