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为六经之首，主要一个原因是它出现最早。其他五经都是有了文字以后的产物，唯独《易》这部书出现在有文字之前，是从画卦开始的。最初只有画，没有说明，因而给后代人留下了多方解释和尽量开发的余地。数千年来解《易》之书，汗牛充栋，不可胜计。解《易》的著作之多，说明这部书引起古今研究者和使用（占卜）者重视的程度非同一般。还可以说明各种注释者（或开发者）都有新的见解，至少对前人的注释（或开发）不满意，认为没讲到关键处，或者没讲透，才不能不另行加工。经过历代多次、多人、多方面的加工，《周易》这部经典包涵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它包涵的道理也越来越复杂。到了近代，中西方学术交流渐多，开始互相了解。《易经》传到了西方，欧洲人看到这部书，他们从欧洲人的尺度看这部书，《易经》从此走向世界，成为国际研究者共同关心的古籍。
生当现代，我们要用现代人的文明和智慧来研究它。根据以上的这些特点，不难看出，历代的图像的解释者，包括对卦辞、爻辞以及系辞，都是后人代表前人写出的关于图像的说明。后人的解释可以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是终归是后人的，不能保证它能完全表达了古人画卦的本来意图和设想。它可以基本符合，也许未必符合。古人已逝，去圣时遥，后人的解说，前人无从辩解。禅宗自称得释迦的“心传”，朱熹自称得尧、舜、禹的“心传”，“心传”说明得道者见到或达到的造诣，完全可以表明得“心传”者的思想境界。其境界可以很高明，也可以很深奥，但无法证明他们所说的都能得到释迦和尧、舜、禹的认可。伏羲圆卦，最初是“—”和“--”，阴阳两画是指天地、男女、正负，都是出自后来人解释义，伏羲没有留下任何解释，连倾向性的暗示也没有留下。这些情况后人把它说死了，认定伏羲的原意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解释得越详明，越具体，附加的主观意测越多。
《易经，系辞》出现后，有了文字的说明。这些说明见解深刻，说理透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断定出自孔子之手，用它说明孔子的哲学思想，将是极有价值的资料，古人早有用系辞来讲孔子易学见解的；如果不是出于孔子，另有来历，就要从另外的途径来考虑。
今天的研究者与古人相比，人们接受了社会进化观点，承认今天的社会比原始社会进步，人类脱离蒙昧时代，不再穴居野处，不再茹毛饮血，有了家庭，不再群婚杂交，从部落进人国家组织，人类除了语言还有文字。有文字比有语言是一大进步。在这个公认的前提下，我们研究《易经》要借助于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借助于我们掌握的社会历史发展。南宋时期，陆九渊与朱熹发生过一次大辩论。朱熹用大量经典文献资料为自己的论据作证，陆九渊反驳说，尧舜读过什么书？他们都是儒家公认的“圣人”，能为群众造福，是两位德髙望重的领袖（圣王），其言行世代相传，他们可能不识字，却不妨碍他们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尧舜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尧舜以前的伏羲可以断言更不可能识字。从伏羲到尧舜的确切年代无从推算得准确，按司马迁的《五帝本纪》，应属传说中的历史。从社会发展的原则推断，先从渔猎到驯养家畜（伏羲），从采集到种植谷物（神农），然后建立定居点（黄帝造宫室，制衣服，造舟车，创文字），这是合乎历史进步的轨迹的。尧、舜、禹三代相传，史料较多，年代也比较明确（这三代约在前1695—1106），大约五六百年。
伏羲画卦，到文王演《周易》约千年。文王演易，应当看作文王对易的理解，文王把伏羲的画卦纳入自己的体系。从文王演《易》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家论《易》，又过了好几百年，关于《易》的议论、运用逐渐增多。这些议论可以看作是春秋研《易》者对《易》的理解，没有根据证明春秋人的《易》学能代文王立言，更难设想，春秋时人能说清楚二千年前伏羲画《易》的最初设想。
文化、思想以至哲学，都是按照不断积累，不断增加新内容，不断增加新解说的方式，逐渐丰富，逐渐完善的。春秋时人的《易》学，按照当时学术思维所能达到的水平把问题讲清楚就是对文化的贡献。没有必要论证春秋人对《易》的解释是文王《易》的原义，更没有必要论证春秋人对《易》的解释是恢复了伏羲《易》的原意，因为这是做不到的，也无法证明，无助于研究。
“图文先出”是《易》的第一特点。《易》经开始于图像，图像在先，说明在后。写成的说明逐年增益，常常在图像出现千年以后，且不断增加新的说明。图像是《易》的胎芽，或叫做“初易”或“原始易”。
历史长久，是《易》的第二特点。图像的解说者非一人，时间跨度极大，参与者的地区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众说纷纭，不是出于一次讨论。时间先后可以持续二千年之久。
讲解繁富，是《易》的第三特点。历代讲解者，都以为得到了《易》的真髓，力图说明前人说《易》的失误，至少弥补前人的不足。所以注解、诠释《易经》的多到数以千计。
由于以上这三个特点，给今天的研究者带来了困难。
《易经》学研究虽属不易，不可能求得一个最后定论。但《易》经不是天书，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涉及的也是人类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现象。我们只要尊重历史，不任意妄加比附，我们就能把研究推进一步。
历史是进步的，不是倒退的。我们在现实中不断发现新经验、新事物，以至过去不知道的新原理、新事物是在旧事物的基础上萌发的，文化不能割断，也无法割断。前人不知利用原子能，现在懂了；前人不知道有电子计算机，现在有了。原子理论，可以涉及正负电子对撞现象，《易经》中也有阴阳对立。有了电子对撞机以后，回过头来看，发现《易》经中有阴阳对立的观念，有类似之处；有了电子计算机（电脑），运用了二进位制，发现《易》的阴阳对立，与二进位制有相似处，这种现象正可以说明人类文明是前进的，不断积累、增加的。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是由简到繁，由低到高，由粗疏到精密的过程。《易》学研究，试看历代关于《易》的注解（及开发）都经历了由简到繁这样的过程。
保持严肃的学术性，才能推动《易》学研究的健康发展。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才能推动《易》学研究的不断前进。
企图利用《易》学解决个人的某些需求（如用占卦算一算股票涨落，用占卦算一次军事行动的胜负），是使《易》学回到伏羲、文王时代的要求，既无助于行为决策的取舍，又不利于《易》经的研究，是走不通的。
文化现象总是后代的成果包容了前代的成果。因而它的含义越到后来越丰富，有些是前代成果所引发的，更多情况下是前代所没有发现的新内容。这种现象表现在《易》学研究中，也表现在一切文化领域中。
清初王夫之说过：
唐、虡以前，无得而详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别，丧祭未修，狂狂獉獉，人之异于禽兽都无几也。
春秋之民无异于三代之始。帝王经理之余，孔子垂训之后，民固不乏败类，而视诸唐虞三代帝王初兴，政教未孕之日，其愈也多矣。（《读通鉴论》）
三代之时，国小而君多……而暴君横取，无异今川广之土司。喫貌其部民，使鹄面鸠形，衣百结而食草木。（同上）
上述情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曾在黔、滇少数民族地区亲见。尧、舜时期（三代）文化如此低下，尧、舜以前的伏羲、神农时代的文化生活只能比尧、舜低，不可能比尧、舜更高。上古时代人类全力以赴对付自然灾害，乂要防止外来部落的掠夺，能有多少时间坐下来从容研究二进位制？老子、孔子对社会、历史、文化的见解的深度、广度断然超过尧舜，他们读的书也超过尧舜。
今天人们看到的《易》经包罗万象，这个现象是历代研究者逐渐增加进去的结果。从伏羲画卦的图像中，或八卦的图像并不包含像后人所阐述的这些内容。“三代无揖让之道，尧舜无吊伐道”，应是历史事实。
这里丝毫没有贬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意思，恰恰说明中华民族善于利用前人的成果，开创新文化，不断前进，永远进取的精神，从而增强人们的自信心，中华民族不是吃祖宗遗产的“纨绔子弟”，而是富有开拓精神的伟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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