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在中国传统的言语系统中，通常是指水、火、木、金、土五种构成事物的元素和促使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又指仁、义、礼、智、信五常即五种伦理道德规范。
关于五行的起源和最初的具体的所指，可谓众说纷纭。人们“寻本探源”的努力，无疑是要找出五行的根，析解先民们为什么要讲“五行”——讲五行的目的何在。但是，这“根”箏实是一道迷障，是现代人谁都可以说说，但谁也不敢保证闩已能说得清，能看得明的东西。因此，在这里没有必要对现代人的各种说法一一例举，更没有必要分辩谁对谁错，谁是谁非。但是，如果把五行学说视为一顆枝繁叶茂的参天之树，那么无疑还是要追寻这颗种子是什么时候播下的，为什么播下,它生长在何地，它的根在何处。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屈原天问》)是谁？在何时?为什么提出了五行？《尚书•洪范》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九畴的第一项是五行，“初一曰五行"，五行是水、火、木、金、土。五行是天赐的恩物，这在现代人看来不过是神话。但这在《洪范》的作者眼里，或许是亊实。它隐约透露出这样的观念：不要去追问五行的根源，追问是一种徒劳，关键是顺五行之性而治天下。在此，让我们暂停屈原式的追问，从残存的古籍中寻绎一下五行观念的历史展开。
五行一词，始见于《尚书•甘誓》。按照传统的说法，《甘誓》是夏代的遗文。其誓云：“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六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这里的五行，究竞是指什么，现在已难以考定。虽然后世的注疏之人多以这里所说的五行为金、木、水、火、土，但《甘誓》本文并没有明说。同样，也不能由此断言五行观念起于夏初，它可能更早，也可能更晚。这里，最耐人寻味的是以“威侮五行”为剿绝有扈氏的理由。因为“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就要被剿绝，而且是要被天灭绝，“五行”是何等的神圣。这与《洪范》所言的五行出于天賜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五行出于天賜可以说是《甘誓》的潜在前提。按照《甘誓》的说法，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逻辑：五行出于天賜，你有扈氏威侮五行，就是威侮天，天就要让我来剿绝你。因此，如果说没有五行出于天賜这样的观念为前提，那么“行天之罚”云云则是以天为借口，是对天的威侮。由此，可以说<洪范〉所记箕子陈述的五行出于天賜的观念与《甘誓》以“威侮五行”就要遭受天罚的观念是一致的。如果按照传统的说法，以《甘誓》为夏代的遗文，以《洪范》为周武王时期的作用品，那么可以说五行出于天賜的观点自夏至周代代相传，也可以说五行观念在夏商时期就已经产生。
五行观念在《洪范》中第一次得到系统的阐释。按照传统的观念，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周武王克商之后，向殷商贵族箕子讨教治理天下的大法；“访问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范》陈之”。萁子说洪范九畴是天賜给禹的，禹以洪范九畴治水，治水成功；“彝伦攸叙”而天下大治。洪范九畴的第一畴是五行，而五行之排序以水为第一。“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精作甘。”“润下等是五行之性，“咸”等是五行之味。由此看来，对天地万物归为五行的划分标准，不是由形貌，而是由属性。凡是具有“润下”之性的皆属水，凡是具有“炎上”之性的皆属火，凡是具有“曲直”之性的皆属木，凡是具有“从革”之性的皆诚金，凡是具有“稼穑”之性的皆属土。所谓属性，不是不可以从直感上辩别的，而是都有一定的味即咸、苦、酸、辛、甘等。这里，五行显然不是五种物质，而五种元素。整个世界都是由这五种元素构成，人若把握了这五种元素，就把握r世界的规则。因此，禹依五行治水、治天下都取得了成功。因此，五行的根本是用，五行观念的提出与经世致用是相关的。换言之，虽然并不能确证是谁提出了五行，是依据什么提出了五行，但是可以断言提出五行是为了解决现实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洪范》第一畴列出与“五行”相对的五事就是明证之一。对此，我们还可以从神话传说中找到例证。
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华人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都与火、水、木、金、土相关。如燧人氏钻木取火，人们把他视为火的发明者，伏義氏教民渔畋，与水和木有关，即“焚林而畋，竭泽而渔”（谯周《古史考》),神农氏制耒梠耕而食，与从革之金和稼樯之土相关。可以说五行的源始，与中华民族文明同步。在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中，人们越来越感到了五种东西的不可或缺，遂将水、火、木、金、土神圣化，视为是天踢生民之物，生民用之而得以解决生存问题。谁“威侮”了五行，就是剥夺了生民生存的根本，就要道受天的惩罚。王夫之曾说“五行者何？行之为言也，用也。天之化，行乐人以阴眯下民，人资其用于天，而王者以行其政者也。”(《尚书引义•洪范二》)大抵是不差的。因此，可以说原初的五行就是指五种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存在物，是在生民使用器物中产生的朴素的对器物依恋的观念。人们依恋器物，而且神化之，这在原始的自然崇拜中屡见不鲜。由依恋而崇拜，而视为天地万物的楮灵，视为天地万物最基本的构成元素。或许，五行观念就是这样产生、发展的。人们依恋器物关键是器物的可用性，器物不可用(这里所说的用不仅是指把器物章过来用，还指器物可以保佑人)，人也就不会依恋，所以五行观念的酝酿是五行的可用性和有用性。
人依五行而行五事，五琪修，则五行顺；五事不修，则五行乱。那么五行的顺乱是靠什么来验证的？五行顺乱显然不能靠五事的修否验证，因为五行的顺乱是验证五事修否的标准。五行的顺乱皆有表征，人们通过这表征来判断五行的顺乱，进而判断五亊的修否。这就是“庶征”。《洪范》的第八畴就是“念用庶征”，“庶征”就是表征或象征。这些“庶征”是“曰雨、曰旸、曰燠、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序，庶草蕃芜。”“五者来备”的五者是雨、阳光、热、寒和风，而“时”则是说这五者的秩序。如果雨、阳光等按照秩序而来，各种植物都会长得很茂盛，也表明五淇修即做得很好。五事修，则五行顺，则出现休征（即吉祥的象征），即及时的雨、及时的阳光、及时的热、及时的寒、及时的风；否则，就出现咎征（即不吉的象征）；即连绵的雨、连续的阳光、连续的热、连续的寒、连续的风。这也就是根据天象来判断人亊的得失。
《洪范》中的五行观念其实还是很原始的，它对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五行与天地万物和人事的关系都没有谈及，对天象与人负之间关系也采用机械对应的解决。它所重视的是五行的功用。这种看法，在《左传》和《国语》中也都有记载。《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子产语：“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昭公三十二年记史墨语：“天有三辰，地有五行”，《国语•色语上》记展禽语:“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所言皆重功用。值得注意的是史伯（周幽王时的太史）所说的“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先乇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上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则万物之事莫不有五行，无限多样的世界统一于五行。这种很明晰的构成论观念可以说是对《洪范》思想的发展。
总而言之，五行源于先民日常生活中对器物的运用，由运用器物而依恋、崇拜器物，遂賦予器物的神性，而以之为人行事的根本和宇宙万物构成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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